张燕生：一个时代结束了，全球形势面临3大变化

“十四五”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开局？我的体会是，过去四十年的故事结束了。过去四十年，作为企业家，我们书写了市场经济的故事，书写了外向型经济的故事，书写了工业经济的故事。但是，这一页翻过去了，新的三十年开始了。在这新三十年里，我们也要书写好另外三个新故事。

第一个故事是科学，是科学技术、人才创新的故事。也就是说，未来三十年，怎么回应李约瑟之谜、钱学森之问和周期律。

第二个故事是法治，是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现代化的故事。也就是说，未来三十年，如何推动治理现代化，企业不仅合规，更要懂法守法，推动法治建设。

第三个故事是高端，是产业链、价值链、供应链及创新链向高端发展的故事。也就是说，未来三十年，提升“三链”现代化水平并与全球体系对接。

“十四五”：由汗水驱动转向创新驱动

 “十四五”是新三十年的第一个五年，大家讲的最多的是如何开好局、起好步。我自己的体会是，很像回到了1978年。1978年的7月和8月，最早的内地和香港合资的企业叫太平手袋厂和大进制衣厂，分别诞生在东莞、顺德，代表了“三来一补”“代工贴牌”和“汗水工厂”模式在中国的起步。四十年前，其中顺德村村点火、户户冒烟、三来一补、代工贴牌、低端工厂，占了73%的土地，做了4.3%的税收贡献，中间还包括土地二道贩子、三道贩子倒买倒卖，形成了巨大的食利阶层。顺德怎样告别前四十年土地管理模式，转向新三十年土地管理模式？这就涉及到拥有120万亩土地的顺德，13万亩的村级工业园，怎么腾挪出来，为未来三十年预留出土地空间？

从这个角度来讲，“十四五”是如何为未来三十年起好步、开好头的第一个阶段。这里面存在三个“新”：

第一是新发展阶段，无论企业家曾经取得过怎样辉煌的成功，在这个新开局时代，也要从零点重新出发。

第二是新发展理念，创新发展要成为第一动力，协调发展要成为内生特点，绿色发展要成为普遍形态，开放发展成为必由之路，共享发展要成为根本目的。

第三是新发展格局，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。

过去四十年，出口主导和招商引资的外向型经济战略驱动发展的阶段结束了，未来三十年，中国要走向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大国战略，即开放大国和负责任大国战略转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首先要推动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，由汗水驱动转向创新驱动。要看三个指标。

第一是研发经费投入力度，即研发强度；

第二是研发产出，即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的增长；

第三是研发效果，即全员劳动生产率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。

如果用一个研发指标看中国，即看研发强度和研发投入指标，2019年整个国家研发创新投入为2.2万亿，强度为2.23%。其中有六个省市的研发强度明显高于OECD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）的平均水平。比如，广东去年的创新经费投入超过了3000亿，未来十年有可能会超过4万亿。长三角地区超过6000亿，未来十年有可能超过7万到8万亿。可以设想，如果一个省投4万亿，一个地区投7到8万亿，十年后，其新旧动能、新旧结构、新旧模式转换一定会发生深刻的变化。而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分化。比如山东省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，山东省曾经一直走在前列，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，山东仍继续追求经济高速增长，没有重视新旧动能转换。因此，在最近三年，无论从研发经费投入的规模还是研发强度，都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。2017年，山东省的研发强度为2.41%，还高于OECD平均水平，但到了2019年，连年下降至2.1%，明显低于这个平均水平。山东的问题是什么？过去的十几年，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增长速度上了，而没有放在动能的转换、结构的转换和模式的转换方面。

未来十五年，谁不创新谁死！

要着力满足中国新生代的需求痛点

 同样，过去的五年，整个国家创新投入每年都是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的。我们创新的瓶颈和问题是什么？从数据可以看到，研发经费投入增长斜率比较陡峭的是以企业为主体的、以市场为基础的开发和试验研究，而决定我们未来的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的增长则是一条非常平缓的曲线。我们去年基础研究投入的比重超过了6%，是6.03%，比美国低近12个百分点。因此，从“十四五”开始一直到2035年，国家将会下大决心把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的斜率拉上去，让这条曲线的增长斜率也逐步变得陡峭起来。

那么，如何提升研发投入的产出效率？首先是提升创新的体制机制效率，其次是营造创新生态，再次是构建跨境创新网络。怎么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呢？曾经有一个九零后的年轻人跟我说，他很悲观。我问他为什么？他说，北大生物系的博士到中学去教书了，这不是人才错配和人力资本浪费吗？我听了之后一笑，说，这是希望。北大生物系博士毕业到中学去教书，他的学生们如果学生物，跟他的起点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如果中学生学生物是出于热爱和兴趣，而不是出于金钱、名利、就业，不是出于对利益的追求，中国就会有一批真正热爱科学的人涌现出来，我们的科学才有希望。

同时，“十四五”是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，支撑的力量一定是消费投资和进口等需求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如何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呢？从恩格尔系数看，1978年，我们的恩格尔系数是60%。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温饱没有解决好的情况下长大的，因此经济学家说，那个时代，谁创新谁死，因为创新生产出来好东西，老百姓舍不得买。到了2000年，恩格尔系数下降到了40%，老百姓要买房子，买车子，要买手机，开始追求生活品质，这个时候，经济学家讲，谁不创新谁死。去年，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了28.2%，未来十五年，我估计会下降到20%左右。这个时候，新生代的孩子们，也就是1996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，他们会怎么样？根据《美国商业周刊》的调查，和日本、美国的同龄孩子相比，中国的新生代是世界上最乐观、最有信心和希望的一代。所以我认为，谁能够满足1996年以后出生的中国新生代的需求痛点，谁就能占据全球竞争的制高点。要想满足他们的需要，仅有中国大脑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世界大脑。仅有中国的服务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世界的服务。仅有中国创造也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世界的创造。

一个浪漫的时代结束了，

产业链、价值链和供应链会出现深刻调整

 从“十四五”开始，当我们讲要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，指的是数量和规模。而真正能够改变未来三十年中国的，是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质量正在发生全新的变化。如何创造出一个好的发展环境，满足超大规模的需求质量和应用场景，是一个真正的挑战。我认为，未来的对外开放包括三个层面内容：一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上台阶，衡量的标准是关税率要进一步下降，非关税率要进一步取消，便利化的效率进一步提升，服务业的准入开放进一步扩大；

二是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要上新层次。这方面考验的是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是不是一步一步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对接、相衔接；

三是创新、人才等知识型开放能不能够上新水平，开放创新、开放合作、开放共享。

可以看到，从“十四五”开始，产业链、价值链和供应链会出现深刻调整。一个浪漫的时代结束了。过去在全球化、新科技革命的时代，我们造就了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。可以把一个产品在全球不同地方生产，还能做到零库存、及时供货。在那个时代，我们考虑过新冠病毒大流行对供应链的影响吗？我们考虑过中美贸易战吗？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加征了25%的关税率，60%打的是外资供应链，这一点我们想过吗？还有，我们想过超级全球化的收缩和倒退吗？所以，这个满脑子利润、效率的浪漫时代已结束了，在这时候，是供应链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的时候。

全球面临的巨大变化：

不要浪费大国战略博弈带来的转型机会

与此同时，一个神奇的世界就要开始了。首先是数字革命，它会使我们未来的供应链更短，更有弹性，更有韧性，更能满足小众需求的痛点。它会使我们的医药、健康、人工智能成为成长性排前三位的产业链和供应链，会促使我们未来生产性服务、生活性服务、公共性服务的大发展。“十四五”的全球大势有可能发生什么变化？

第一，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还在吗？曾经做过美国副国务卿的前高官曾在对话时说过，美国是需要假想敌的，没有假想敌，美国就是一盘散沙，你们现在就是我们的假想敌，因此你们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不在了。在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我们发展的重要机遇期还在不在？国家给出的回答是还在，但大变局中，危和机同生并存，关键看你能不能够在危机中育新机，在变局中开新局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国际环境与过去四十年相比，会产生一个全新的变化。

第二，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很可能会出现修昔底德陷阱、萨缪尔森陷阱、金德尔伯格陷阱。我们的企业家都很优秀，他们的竞争力也在不断地提升，可能会对美国的一些核心竞争优势产生替代。萨缪尔森分析认为，从互补到竞争的这种替代是最危险的，因为会产生对抗冲突，甚至会像上个世纪二十年代、三十年代那样，引发战争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如何规避？我想就是从互补到竞争，再到更高水平的互补，从赢者通吃到共享发展，再到利益共同体。今后的发展有我们的一份，有东道国一份，还有第三方合作的一份。共享经济发展、共享贸易投资、共享未来，形成全球利益共同体。

第三是中美博弈。1990年，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6.62%，今年有可能是73%，IMF预测2024年可能是84%。我们说，世界上存在一个2/3现象，即当老二是老大的2/3的时候，说不说“厉害了我的国”，其冲突对抗的结果都是一样的。美国朋友讲，中国就是一头大象，不可能再躲在蚂蚁的背后。因此，我个人预见，未来中美战略博弈可能存在三个阶段：

第一个阶段是利益交换，

第二个阶段是体制较量，第三个阶段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。

这三个阶段的较量能不能做到斗而不破？就像当时的上甘岭战役一样，不管你投入多少的军力，有多少飞机大炮轰炸，上甘岭始终打不下来。到最后，不得不到板门店坐下来谈判，签订停战协议。

因此，未来的15年是两个大国充满非理性对抗的15年。就如同上甘岭战役一样，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讲，第一是坚持，保持平常心。第二是向对手学习，提升创新力、合规性、开放包容。也就是在这15年的过程中，要一步一步提升自己，解决刚才讲过的三个未来需要解决的新问题。需要重点强调的是，不要浪费中美两个大国战略博弈带来的转型机会。

“十四五”的国家战略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

 对企业家来讲，未来落实国家战略就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，也就是要发展实体经济、科技创新、现代金融、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。什么叫实体经济？窄口径就是制造业，中口径就是制造业+农业+建筑业，宽口径就是制造业+农业+建筑业+生产性服务业。国家下一步需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，要牢牢把握住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坚实基础不动摇，我相信这将是未来国家的重大战略。今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，大陆有124家，加上台湾有133家。这是大陆的大企业第一次超过了美国，但是我们的营收占比是下降的，利润占比是下降的，说明企业大而不强。因此下一步我们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，也就是要在三个方面发力：

第一个方面，是提升中国产业链、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和产业基础能力。首先是从0到1，原始创新实现重大突破；第二是从1到10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；第三是从10到N，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。在这三个层次上发力，将提升中国产业链、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和产业基础能力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·高锐先生认为，2020年的全球创新指数，从国际专利的申请数量上看，超过50%以上来自于亚洲，其中大部分申请是以汉语、日语、韩语书写的。全球创新格局出现东移趋势。因此可以发现，亚洲创新网络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。

第二个方面，在“十四五”期间，中国将在更高起点上推动改革开放。我个人认为，可能会有三大攻坚战。第一是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，土地、资本、劳动力、技术、数据，如何让市场机制出清。第二是营商环境的改革。2017年，在世界银行业中，中国银行的便利化水平排全球78位，2018年排46位，2019年排31位。我们还存在四个短板。一是中国企业获得信贷的便利化水平在全球排80位；二是中国企业纳税在全球排105位；三是中国企业参与跨境贸易在全球排56位；四是企业的退出机制在全球排51位。因此，“十四五”的改革能不能硬碰硬地解决这四个问题。这里面涉及到如何能够用法制化、市场化、国际化的方式，推动我们企业营商环境的治理现代化。

最后一个问题。从“十四五”开始到未来的三十年，我们的国家、地区、企业，可能要过三个坎。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，2017年人均GDP2.17万美金，东京湾4.23万美金，纽约湾是8.46万。也就是说，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的

第一个坎是怎么能够让人均GDP翻番，如何达到东京湾的水平，让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，达到世界一流水平。

第二个坎是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能否翻第二番，达到纽约湾的人均GDP水平，因为其优势是现代金融中心，是世界级城市群的领袖城市。一个台阶上去以后，还有新台阶。最终，我们要达到旧金山湾的水平，实现科学、技术、人才创新，取得世界级的优势。

我思考的问题是，第二个台阶，日本没有上去，欧洲大陆没有上去，我们怎么上得去？怎么能够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学？怎么构建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和世界一流的国际科学创新中心？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讲，要用好香港。乱港就是乱中华，稳港就是稳中华。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命力，就是开放、包容、共享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相信香港对于国家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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